关于“女性诗歌”的一点思考

普兰·德·拉巴尔（1647-1725，法国哲学家）说：“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我们对女性诗歌的争论已经偃旗息鼓，但女性诗歌这一提法却对女性诗人的写作产生了长久的影响，以至于她们在写作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强调性别，进而对自己的性别产生怀疑、质问并由此产生文本。我们这些进行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一提法是源于男权主义的。无论是广义上的说法还是狭义上的说法，女性诗歌都不可能脱离文化特征来单独作为一个“性别现象”来探讨。她们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但她们不能抛开进化、社会、生理等而单独成为一个诗歌系统，对“女性诗歌”要不以性别为前提进行阅读、考察、批评。性别仅仅是她们的社会特征，不能作为诗歌特征，而诗歌中的社会特征应该是无性别的。以“美女诗人”“最美女诗人”为题目的噱头都是可笑的、别有用心的。

丁不三 

一诗一评: 空灵部落@何泊云《白鸟》（总第172期）

《甲鼎文化》2021.11.20推送 白鸟 何泊云 我看见一只白色的大鸟 缓缓飞过冶木河，在一棵红叶的树上 停成了会眨眼睛的白玉兰 此刻，两个中年妇女抬着一根水管 从东边的河堤上过来，我奇怪 她们没有惊飞那只白鸟 我学着她们的步调，朝它走去 谁知白鸟长鸣一声，振翅飞入云间 它一定是嫌我：一个没有负重的人 步伐竟如此沉重，把该放下的 始终还是没有放下 空灵部落品鉴 冶木河在青藏高原的甘南。这是一条我凝视并聆听过的河流，圣洁、神秘，回响着灵魂深处生命的脉动和经幡在风中诵经的声音，河面波光粼粼，抖动着白云的倒影，如将美仁大草原的羊群牧回到临潭赤壁。诗人何泊云也来到了冶木河，在他的眼里看到了《白鸟》与自我莫名的悲伤，读来深受启发。 这是诗人的采风诗，但与众多的诗人写的采风体大为不同。何泊云虽然也是从亲临现场而以视觉所见之物起笔，但其妙在不是以常人的思路堆积地名、浮光掠影，说一些动听的好话，而是带入生命感写内心被触动的部分，于是这不按常人的出牌而让读者不知诗人的诗歌走向，反倒引起读者的兴趣。“我看见一只白色的大鸟”这是一只什么鸟呢？读完其诗，确乎感觉是只神鸟，或是诗人主观幻化的神喻之鸟。如此“犹

空灵部落 

从前的爱情

（歌词）（女声:）那时你喊我去看一场露天电影小镇的夜晚   没有路灯回家的时候   总不会太晚你推着旧单车   把我送回家门（男声:）那时你为我织过一条白色围巾上班的途中   不怕寒冷后来你嫁给我啦   我总是准时回家看着孩子长大   生活充满憧憬（女声:）从前在一起的光阴向往天空日月永恒（男声:）从前你我多么单纯只想和你度过漫长一生（合唱:）从前的爱情   经过多少春夏秋冬从前的爱情   海枯石烂永不变心从前的爱情   啊从前的爱情……（2020年6月3日夜于长沙汀湘十里）【歌词作者简介】易建东，又名易安，笔名东山访泉。小时成长于湖南冷水江、新化两地，现居长沙。有诗歌、散文、歌词、小说、纪实文学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选刊》《诗歌报》《诗建设》《诗潮》《文学界》《散文诗》《青年歌声》《通俗歌曲》《中国乡村诗选编》《21世纪的中国诗歌》《当代湖南诗人观察》《6+0 湖南六诗人集》《大同》（台湾）等海内外近百家公开报刊和部分选本。著有诗文集《一个冒雪锯木的清晨》《社学里的白天和夜晚》。湖南作家协会会员，湖南诗歌学会理事，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夹山禅茶习俗”传承人。

空山来泉 

异乡人手记

韦白我一直也深感困惑，诗歌的疆域在缩小，一些社会层面的问题已逐渐淡出了诗歌的领域，理由是一些社会问题无论诗歌如何表现，都不及一篇纪实文学的报道来得直接而犀利。但当一个社会的真实的纪实报道也变得不可能时（由于新闻的审查），诗歌难道也应完全保持沉默，或采用一些新的艺术手段去旁敲侧击吗？其实，我的答案是“不”，我们完全可以重新夺回诗歌本已让出的领域，我们仍然可以重新占领这个领域，既然纪实文学同样不能展现生活中的一些坚硬的现实，诗歌就不应沉默，哪怕不能发表，我仍然认为诗歌可以在不被允许的情况下去展现一些不被允许的内容。比如，我在《乌有国》中的《孙乙己后传》里表现的失业大学生的境遇，在《阿Q外传》中表现的现代阿Q的新时代状况，在《瘟疫围城记》中表现的疫情时期的真实现状，我个人认为仍然超出了纪实文学所能达到的广度与深度。我的作品中，确实带有大量纪实的内容，但也并非是一种完全纪实性的报道，而是努力去挖掘现实背后的深层的社会机制。也就是说，并不是诗歌在面对社会现实时真的完全无能为力了，或者换一种新的技法就真的能表现从前不能表现的内容，这都是一些想当然的想法。我以我个人的诗歌实践表明，那种正面撞击的作品

韦白 

神话、寓言及其他

韦白 阿九作为一位优秀的诗人和翻译家，在我们这个鱼龙混杂的诗歌圈子里，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因为阿九既不卷入那些无厘头的论争，也不参与诗人之间的派别的划分。他只是默默地写作，且对自己的写作保持充分的警醒，并且为我们贡献了一些精良的原创作品和一些真正的国外大诗人的译作，比如他译的沃尔科特和拉金，让热爱诗歌的圈内人或圈外人都啧啧称奇。在我看来，阿九译的沃尔科特的诗歌是最能体现沃尔科特原作精髓的上乘译作。今天，大家也看到了阿九兄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也是一位具有独特诗学倾向的优秀诗人。他的诗歌，为当下汉诗歌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个人认为，他在将古典神话进行重新编码、将现当代的社会现实进行寓言化处理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阿九兄的诗歌中，有关古典神话的重新编码和重构，在耿占春老师的大作《从浪漫想象到残酷体验》一文中已得到了充分的阐释，我这里就不重复了。我们对阿九兄诗歌的了解，最初也就是建立在这些可以追溯到远古神话的诗歌文本上。他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将远古神话如何融入到现代诗人的诗歌写作中的可能性。在西方，将神话题材自由穿越于现实语境中的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去年的诺奖得主托卡

韦白 

异乡人手记

韦白诗歌翻译一直以来有两种类型的翻译，分别为“诗人翻译”与“非诗人翻译”。有人认为所谓的“诗人翻译”是伪命题，只有好的翻译和坏的翻译。作为一个资深的诗歌译者，我并不认为“诗人翻译”是伪命题。就诗歌翻译的出版方而言，现在的现状确实偏向外语专家的翻译。在这个什么都讲究专家化、科技理性主宰一切的社会中，所谓的“诗人翻译”一定会处于产业链的下端。于是坊间充斥着大量专家式的外文诗集的中文译本，看起来似乎错误较少，但毫无诗味，说到底就是一堆散乱的文字，这样的译作从字面上并没有错，但丧失了原文基本的语气或语调，作为读者，完全读不出感觉，我常常想，这样的译作除了能提供介绍性的资料之外，对真正的诗歌写作并无帮助，要它何益。而诗歌原文中的语气或语调，确实是一些只懂语言、不懂诗歌的译者所不能把握的，所以好的诗歌必须由好的诗人来翻译并没有错。甚至，即使是诗人，如果你的文学水平较差，段位较低，对一些优秀的大诗人的把握都会存在问题，更不用说本就没有多少文学水平的外文专家了。但话又说回来，也有一些译者并非诗人，也没有进行具体的诗歌创作，但对语言本身确有悟性，对文学的本质也有不错的理解，这样的译者一样可以成就很好的译

韦白 

诗人简史：W.S. 默温

1927—2019威廉.斯坦利.默温于1927年出生于纽约市，在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长大，是长老会牧师的儿子。他众多的诗集，他的翻译和他的散文集赢得了七十多年的赞誉。虽然他早期的诗歌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钦佩，但默温在每一本新书中都会继续改变和创新他的手艺，在每个阶段，他都对他那一代诗人和年轻诗人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他是当代诗歌中伟大的伦理关注和良知诗人之一，帮助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找到了诗歌体现反战、环境和生态行动主义的新方法。默温几乎赢得了美国诗人所能获得的所有奖项，并两次担任美国桂冠诗人，但他始终是他那个时代最无私和最慷慨的诗人之一。在他的整个写作生涯中，他探索了一种惊奇感，并颂扬了语言的力量，同时担任坚定的反战活动家和环境倡导者。默温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也是深层生态学的支持者，自1970年代末以来，他一直生活在夏威夷的一个老菠萝种植园里，他煞费苦心地恢复了原来的热带雨林状态。诗人爱德华·赫希写道，默温“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是美国生活和信件中罕见的精神存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梭罗）。”他的第一本诗集《雅努斯的面具》（1952年）被W.H.奥登选为耶鲁青年诗人奖。虽然第一

温经天 

现代诗歌为什么如此忧郁难遣

——《诗歌的见证》阅读札记◇韦白现代诗歌普遍呈现为一种忧伤的语调，并且这种忧伤的语调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呈现为更加绝望的倾向。一个现代诗人并非有意，而是在不觉不知中与其他类型的人群出现了疏离。这不是某个现代诗人单独的症候，而是具有群体化倾向，这也不是某个国家独有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因此，要谈论现代诗歌中的忧郁，必须从现代主义文学的起源和现代社会起主要作用的哲学和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说起。按照米沃什的说法，现代诗歌源于欧洲文化内部一次深刻的分裂。这种分裂是“狂喜时代”向“进步时代”发生转折后形成的。说得更具体些，便是科学世界观崛起，新技术主宰着生活的一切领域之后，诗歌是一种作为抵抗力量或者说“异议”而伴随而来的现象。那么，诗人作为“异议者”，他是站在整个社会的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意识的反面。因此，他首先便呈现出“波希米亚”特征——即某种叛逆和不羁的特征。当代诗人彭燕郊也谈论过现代诗人的“畸零人”形象。这只是同一种现象的不同表述而已。事实上，当代诗人绝大多数都源于年轻时的叛逆，即首先是以“愤青”的形象走向诗歌的。因此，诗歌作为社会文化的对立面、诗人作为社会人群的叛逆者所表现出

韦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