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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由来
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在唐朝有一位隐士写了这样的一首诗，他是谁？无人而知，只知道他是隐藏在终南山的高人，只能称其为太上隐者。他的诗作只有一首传世，而这一首诗说的就是日历。今天我依旧是写日历，那是秉承着日历的初心，因为日历的最开始就是写出来的。而写的人就是君王身边的史官，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他也就是我们现在历史可以循的最早的史官了。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即史的初义是指古代记事之官吏，即史官。《周礼·春官》记载周王室设有五史，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丘明是一个大家熟知的人物，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司马迁当然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史官在历代是何等的位高权重。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
历史如何学？
——兰江河畔谈中国历史之一已故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有一部著名的史书叫《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他是“大历史观”的首创者，因此，站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似乎意味着某种全球视野或“大历史观”。我今天摹仿之，叫“兰江河畔谈中国历史”，显然，这“兰江河畔”所能象征的只是乡土性、草根性与零碎性。不过，无论哪种象征，都会遭遇专业史家的嘲笑和攻击，黄仁宇也不例外。人们说黄仁宇行伍出身、半路出家。说他历史学的功力稍浅，学术性不够。尤其是他在六十一岁那年被美国大学辞退的事实，更成为同行贬低的口实。依我之见，一些史学专家对黄仁宇的贬损多半出自嫉妒，因为黄仁宇的诸多作品曾经走红中国大陆，而许多一流的历史学家于我们这些业余读者却闻所未闻。比如与黄仁宇同时代的美籍华人史学家何炳棣，他仅以一本《中国会馆史论》便奠定了中国史学界的地位，认为这是真正的历史研究。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连他自己也承认，这本书最初在美国出版时就遭遇了种种尴尬。因为在美国，史学著作要么学术，要么通俗。前者一般由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者则由以赢利为目的书商出版。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算什么呢？断代史不象断代史，通俗读物不象通俗读物。然而，对
历史，或者狗粮
历史学家描绘出时间的形状， 乔治·库布勒这样说。 进一步，我想历史就是时间之链： 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个珠子， 被打磨，被挑选，或者被把玩 （有插话：对历史要放尊重些）。 这是考究之夜，面对一段历史， 我挑亮灯花，要揭她神秘的面纱； 但也心生狐疑：难道她，真是 那任人打扮的花姑娘？ 我们常被教导，要铭记历史， 正是基于历史之被真实地刻录； 几笔线条，勾勒、裁减、着色， 历史便重现：它的原样与画像， 原帖与摩本，哪个更真实？ 此时的我是历史还是现实？ 地毯上的这只狗，上了年纪， 它也有资格拥有历史吗？ 人类的，狗的，或狗眼看人的。 知道吗？世上还真有一种狗粮 能让你忘记过去，从而更加 珍爱现在
尼采：三种历史
凡是仅仅教导我却不增进或者直接振奋我的行动的东西，都让我感到厌恶。——歌德尼采在《论历史对生活的利与弊》的开头，引用了歌德的这句话。尼采的这篇短文是《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的一篇，尼采称自己的书是不合时宜的，同他所生活的时代相悖。作为一个古典学者，尼采承认他不知道“古典研究在我们时代除了不合时宜以外，还有什么意义。”支持现代性的人认为，进步是历史的主题叙事，而尼采认为历史性的概念只是其所处时间、地点的产物，他在《论历史对生活的利与弊》一文中对历史主义进行了划时代的批判。尼采的重点是，知识——主要包括历史知识——不仅必须要从真理和谬误的角度来接受评估，还要从其对生命的影响、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这一角度来接受评估。现代的历史学术研究不仅没有增强生命力，反而阻碍了生命并让生命扭曲变形。文化取决于能否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历史感与非历史感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尼采宣称，他的目的是批判性的，意在揭露现代所产生的“恶性历史狂热”。位于尼采著作核心的是他对三种历史的著名分析——纪念的，好古的和批判的——在不同程度上，这三种历史既服务又不服务于生命。纪念的历史学家们在过去之中寻找英雄或行为的典范，通过诉诸过去的
钱穆对中国历史的解读
——钱穆《国史大纲》学习笔记（一）“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耶鲁大学授予钱穆先生名誉人文博士的颁授词，我觉得这个评价是相当中肯和到位的。首先，作为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必须是对这个文化有着非常深厚和广博的了解、认识。而监护人的资质，除了理论与学术的权威性，更重要的还在于爱和真诚，如同子女监护年迈的父母亲一样。其次，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挚爱与守望，旨在带着这个古老的东方智慧冲出樊笼，走向自由世界——所谓“充实自由世界”，我的理解是，与同具普世价值的西方文明取长补短、水乳交融。尽管钱穆先生从未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却堪称学贯中西，他因此能够在中国历史的一些关键问题上与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对照解读，以期显示出中华文明与世界其它文明的独特性与共通性——而这恰恰也是钱穆先生治史的要务所在：“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钱穆《国史大纲 引论》第11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3月出版，下同）曾有人不无夸张地说，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一书中开头的几句话，其意义不亚于整部《国史大纲》：
《如何阅读一本书》摘录十七
第十六章 如何阅读历史书 但我们还是强调历史的基本是叙事的，所谓的事指的就是“故事”，这两个字能帮助我们理解基本的含意。 难以捉摸的史实 一件历史的“事实”——虽然我们感觉很相信这两个字代表的意义，但却是世上最难以捉摸的。 历史的理论 如果非要分类不可的话，我们应该把历史，也就是过去的故事——归类为小说，而非科学——就算不分类，如果能让历史停格在这两类书之中的话，那么通常我们会承认，历史比较接近小说，而非科学。 历史根本就没有模式可循。 托尔斯泰认为，造成人类行为的原因太多，又太复杂，而且动机又深深隐藏在潜意识里，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某些事。 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每一种历史的写作都必定是从某个观点出发的。为了追求真相，我们必须从更多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才行。 历史中的普遍性 历史不像诗那样有普遍性。历史与事件有关，诗却不必如此。但是一本好的历史书仍然是有普遍性的。 阅读历史的两个要点是：第一，对你感兴趣的事件或时期，尽可能阅读一种以上的历史书。第二，阅读历史时，不只要关心在过去某个时间、地点真正发生了什么事，还要读懂在任何时空之中，尤其是现在，人们为什么会有如此这般行动的原因。 阅读
一个学者的视野越开阔，他的观点就越谦卑。我会记住杜兰特夫妇的提醒：我不会费尽心机还原历史或臆想历史规律，我也不会绞尽脑汁预测未来。和所有复杂的体系一样，历史在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
———《变量》何帆，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 历史在本质是是无法用来预测未来的。既然如此，我们依旧毫不功利地去从历史中寻找线索，感知规律，那又是为什么？未必是为了去预测未来，那是神算子或者大仙干的事！我想，不能预测未来的历史还需要被感知，最根本的原因还应该是为了沉淀自己，从历史中培养出沉稳的气质以应对将来复杂的局势，这或许就是何帆教授提到的“历史感”。 “当下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历史感，因为我们正
书评：思想的力量无所不能？
——简评张晓刚《历史是个商学院》 文/亦忱 《历史是个商学院》一书的封面 钢琴曲《不装饰你的梦》 常言道，读史明智，读史醒脑。这话用来评价张晓刚写的《历史是个商学院》，的确恰如其分。 其实，无论哪位读者，只要翻开这本博集天卷公司文化传媒公司策划出版的书，都能在书的题记中，读到这段令人过目难忘的话： “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无论正见，还是谬论，其影响深远，为常人所难料。但平心而论，唯有这些思想，才是支配世界的力量。自命远离书本的实践家，往往是某位过气经济学家的理论仆从。而自称天佑神助的政坛狂人，究其妄念来源，也无非是几年前流行一时的某位三流学者。我坚信，纵使根深蒂固的利益，亦远不足以匹敌逐渐蔓延的思想。” 据担任此书责任编辑的董荣明先生亲口告诉我，这段由本书作者张晓刚翻译的上世纪著名英国经济学家约翰· 梅纳德·凯恩斯的传世名言，作为本书的书眼之所在，果然相得益彰。 为什么所有的智者都很看重历史研究呢？这就是上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在90多年前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语中的所挑明的道理。
历史的真相
历史有没有真相？我认为大体事实还是有的，细节无法再现。 关于历史，中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华文化因为修史“以史为鉴”，我们远一点反而看的更清。比如现在官方对国民党抗日的正面战场的作用比之以前反而还客观一些。（估计以前应该仅在历史研究学者小范围讨论，现在阅兵纪念都公开讲述了） 清代龚自珍《定庵续集· 古史钩沉论2》里说： “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 #醉评# 对于某教为猪头🐷马步芳翻尸，改写海瑞吃猪肉，禁谈陕甘同治回乱，都是极坏的恶行。 西方大环境应是不重视历史记录，过去是上帝创造，未来有上帝安排，以至于现在西方普通人都不太知道二战的历史了。唉，我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