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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学居
Fighting with post-truth and alternative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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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ote in May 18, 2017
Fighting with post-truth and alternative facts

我的“阿佩尔情结”

李红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昨天下午收到一位青年才俊的短信,我才知道德国哲学家阿佩尔(Karl-Otto Apel)于2017年5月15日去世了,享年95岁。西方学界又失一位哲学巨擘。

阿佩尔去世的消息第一时间纷纷在德语世界、英语世界和法语世界发布,到今天上午为止,汉语学界还没有发布相关消息。这或许是因为阿佩尔是一位书斋哲学家的缘故。


与其学生兼同事哈贝马斯不同,阿佩尔只是在纯粹哲学领域勤耕细作,不愿对公共事务发声。维基百科对阿佩尔的评论也只是强调,阿佩尔提出了“先验语用学”,并使这种独特的哲学路径发扬光大。


实际上,阿佩尔是二战后德国最具创新性的哲学家之一,力图在20世纪语言转向的背景下重新赋予德国古典哲学以生命力。他试图将德国哲学传统和英美分析哲学路径结合起来,既传承了德国哲学传统的衣钵,又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了英美的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思想。他力求在结合诠释学、分析哲学、实用主义、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在语言哲学的背景下重构“第一哲学”。


在此基础上,他和哈贝马斯共同提出了对话伦理学(Discourse Ethics),这是一种认知的、普遍的、形式的、程序的伦理学,是一种超越了基础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后形而上学的伦理学。阿佩尔是一位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和伟大的哲学抱负的杰出哲学家。


就个人而言,我对阿佩尔怀抱一种特别的哲学情结。1997年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一入学即面临选择博士论文研究题目的难题,因为硕士期间我研究英美哲学,而博士导师主攻德国哲学,我的论文选题既要和英美哲学有关联,又要符合导师的德国哲学方向的要求。


在一位学界前辈的指点下,我迅速锁定阿佩尔的哲学思想,原因有三。


  • 一是我的硕士论文是以罗蒂为个案研究英美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对话与融合,希望博士论文继续这个课题,而阿佩尔正是德语世界从事此项工作的哲学家;
  • 二是写博士论文需要读原著,而当时我的德语只是初级水平,还不能阅读德语文献,而阿佩尔是一位可以用英文写作和发表的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也都有较好的英译本;
  • 三是阿佩尔哲学思想的魅力,他对皮尔士的解读,对海德格和维特根斯坦的青睐,以先验语用学为根基的第一哲学构想,等等,都让我着迷。

真正开始研究才发现困难重重,当时国内和阿佩尔有关的资料仅有汉译本的《哲学的改造》(光明日报和上海译文两个版本)。为了找到研究资料,国内外的许多学界前辈曾给予我巨大的帮助。


为了弄清楚一些概念,也为了得到一些英语世界难以找到的资料,我决定给阿佩尔写信,当时知道他已经退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收到我的信件。


令人欣慰的是,信件发出一个月后我收到了阿佩尔的来信,他已经退休,但还有学术秘书为他处理信件,鼓励我和他联系。这件事给予了我完成博士论文的信心。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们保持信件联系,他让助手寄给我一些非常必要的研究著作和资料,这些激励着我要写出一篇像样的博士论文。


博士毕业之后的数年我的研究领域还是以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为基地延伸开来,直到在其思想的激发下,顺藤摸瓜地找到了布兰顿,最近几年我关注以塞拉斯、麦克道和布兰顿为代表的所谓的匹兹堡学派,这些都和阿佩尔的哲学思想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现在正值最繁忙的答辩季,看着书桌上堆砌的校内外硕士博士论文,难以腾出时间写一篇真正的纪念文章。翻出17年前的博士论文,看着已经微微泛黄的纸张,睹物思人,我不得不写点东西,以示对我心中最崇敬的哲学家的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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